1950年2月的一个深夜，华南分局值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，中南海加急电文直接送到叶剑英案头。电文寥寥十余字，却语气坚决：“近期切勿出席集会与演讲嘉汇优配，务必注意隐蔽。”这一纸警示将省城广州表面的歌舞升平撕开了一道口子——暗流并未远去。
叶剑英对广州的局势并非毫无准备。自1949年10月14日率部接管全城后，公安、民政、财政等口子一并铺开，广州码头重新装卸，沙面租界改为人民政府外事服务所，秩序迅速恢复。然而，新政权的节奏越快，潜伏特务的动作就越狠。仅十一月到十二月，公安局登记破获的爆炸品就达到三十余件，多数指向省、市两级要员。
有意思的是，叶剑英最担心的并不是自身安危，而是社会信心。一旦省长、市长昼夜躲藏，老百姓的安全感便会削弱；可一旦频繁露面，冷枪冷弹又随时可能击中核心干部。这道两难题迫使广东省政府将“稳定情绪”与“隐蔽行踪”并列为头等大事。于是才有了毛主席那封电报，既是提醒，更是授权——让地方放手建立周密的安全网。
时间稍稍回拨。1949年7月，毛主席在中南海亲点叶剑英南下，其理由并不复杂：叶剑英的家乡情结、处理北平接管的经验、以及与各派人士的良好私谊，都是华南政局所缺。临行前，毛主席递上一支香烟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南粤地面不好啃，你这个客家人得多带几副牙齿。”叶剑英哈哈一笑，却将这话记在心里。
广州初解放，并不缺枪炮与兵力，缺的是情报。叶剑英与公安局长谭政文定下三条：第一，筑内线，不放过任何可争取的国民党基层人员；第二，封外环，堵截从香港、澳门渗入的资金与炸药；第三，稳金融，保持省城米价、银号不乱。三条虽粗，却抓住了要害。短短两个月，二十四名特务自首，四十七个潜伏据点被拔除，正是这些战果支撑了城市运转。
但对手并未止步。1950年1月初嘉汇优配，警卫部门截获一份代号“飓风”的行动计划：炸毁珠江轮船，毒杀西园宴会，枪击东山路口，目标均为叶剑英本人。幕后黑手正是重新整合的保密局“粤桂站”。此人盘算，如果能在广州制造一起“高层斩首”，不仅可重创华南政局，还能向台北邀功领赏。
钟嘉的突然反水改变了局面。此人原是随军南逃的警员，因不满贪腐、又目睹新政权整顿市场的成效，萌生去意。1月下旬，他敲开广州市公安局大门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要交代暗杀省长的全部计划。”审讯人员立即上报分局，叶剑英只回了一句话：“让他戴罪立功。”
侦察科顺藤摸瓜，将黄强武、郭禄等四名骨干一网打尽。突击队在铁业社库房搜出美制定时炸弹六枚、氰化钾若干，还发现一份包含二十余名暗杀名单的黑皮手册。证据齐全，华南分局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公开审判，震慑潜伏分子。广州日报次日头版以八号黑体刊出公审公告，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人心开始向政府一侧倾斜，这正是叶剑英希望看到的结果。
然而风险并未彻底解除。三月初，特务在迎宾馆外再度投掷炸弹，叶剑英的汽车车门被弹片划出几条深痕。随车警卫惊魂未定，建议立即减少基层考察。叶剑英用手指轻轻戳着弹孔说：“弹片割不走广州的建设进度，路该走还得走。”一句话定下基调——行踪可隐，工作不缓。
毛主席再次得报后，当日即批给公安部五十万元特支费，增援华南排查。罗瑞卿派出李广祥率工作组飞抵广州，协同地方成立“清剿专案队”，以战时机制办理案件。两个月内，搜捕五百余人，破获电台十一部，广东境内的保密局交通线基本被切断。毛人凤在台北拍桌大骂：“华南再也插不进一根针。”
安全形势转好后，叶剑英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恢复。除接收旧银行、稳定银元外，他特别关注华侨汇款渠道，指示外事处开辟“侨汇专柜”，鼓励海外资金回流。1950年6月，广东工矿企业复工率突破八成，用电负荷恢复至战前水平。省财政上报的数据显示，广州港口吞吐量较解放初期增长四倍，这给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带来了难得的税收与外汇。
同年六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，叶剑英作广东经验发言，坦言“问题不少，但路子对头”。毛主席听罢，笑着点头，“华南能这样快站住脚，说明办法找对了。”会后，中央决定让广东试行“公私兼顾、调整为主”的政策，叶剑英随即回粤部署，成效很快显现：秋粮收购完成得最早，工会会员增长速度全华南最快。
1954年，叶剑英调回北京担任新的职务，离穗前只留下两句话：“广州是我故乡，更是国家南大门；希望这里永远灯火通明。”身后，昔日枪林弹雨的街巷，已是市声鼎沸、商贾云集。毛主席当年的那封电报依旧存放在档案盒内，字迹发黄，却提醒后人：新政权的每一步巩固，都不是自然而然，而是刀尖上的稳健前行。
2
鼎冠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