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0年2月的一个深夜,华南分局值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,中南海加急电文直接送到叶剑英案头。电文寥寥十余字,却语气坚决:“近期切勿出席集会与演讲嘉汇优配,务必注意隐蔽。”这一纸警示将省城广州表面的歌舞升平撕开了一道口子——暗流并未远去。
叶剑英对广州的局势并非毫无准备。自1949年10月14日率部接管全城后,公安、民政、财政等口子一并铺开,广州码头重新装卸,沙面租界改为人民政府外事服务所,秩序迅速恢复。然而,新政权的节奏越快,潜伏特务的动作就越狠。仅十一月到十二月,公安局登记破获的爆炸品就达到三十余件,多数指向省、市两级要员。
有意思的是,叶剑英最担心的并不是自身安危,而是社会信心。一旦省长、市长昼夜躲藏,老百姓的安全感便会削弱;可一旦频繁露面,冷枪冷弹又随时可能击中核心干部。这道两难题迫使广东省政府将“稳定情绪”与“隐蔽行踪”并列为头等大事。于是才有了毛主席那封电报,既是提醒,更是授权——让地方放手建立周密的安全网。
时间稍稍回拨。1949年7月,毛主席在中南海亲点叶剑英南下,其理由并不复杂:叶剑英的家乡情结、处理北平接管的经验、以及与各派人士的良好私谊,都是华南政局所缺。临行前,毛主席递上一支香烟,半开玩笑地说:“南粤地面不好啃,你这个客家人得多带几副牙齿。”叶剑英哈哈一笑,却将这话记在心里。
广州初解放,并不缺枪炮与兵力,缺的是情报。叶剑英与公安局长谭政文定下三条:第一,筑内线,不放过任何可争取的国民党基层人员;第二,封外环,堵截从香港、澳门渗入的资金与炸药;第三,稳金融,保持省城米价、银号不乱。三条虽粗,却抓住了要害。短短两个月,二十四名特务自首,四十七个潜伏据点被拔除,正是这些战果支撑了城市运转。

但对手并未止步。1950年1月初嘉汇优配,警卫部门截获一份代号“飓风”的行动计划:炸毁珠江轮船,毒杀西园宴会,枪击东山路口,目标均为叶剑英本人。幕后黑手正是重新整合的保密局“粤桂站”。此人盘算,如果能在广州制造一起“高层斩首”,不仅可重创华南政局,还能向台北邀功领赏。
钟嘉的突然反水改变了局面。此人原是随军南逃的警员,因不满贪腐、又目睹新政权整顿市场的成效,萌生去意。1月下旬,他敲开广州市公安局大门,低声说道:“我要交代暗杀省长的全部计划。”审讯人员立即上报分局,叶剑英只回了一句话:“让他戴罪立功。”
侦察科顺藤摸瓜,将黄强武、郭禄等四名骨干一网打尽。突击队在铁业社库房搜出美制定时炸弹六枚、氰化钾若干,还发现一份包含二十余名暗杀名单的黑皮手册。证据齐全,华南分局旋即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公开审判,震慑潜伏分子。广州日报次日头版以八号黑体刊出公审公告,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人心开始向政府一侧倾斜,这正是叶剑英希望看到的结果。
然而风险并未彻底解除。三月初,特务在迎宾馆外再度投掷炸弹,叶剑英的汽车车门被弹片划出几条深痕。随车警卫惊魂未定,建议立即减少基层考察。叶剑英用手指轻轻戳着弹孔说:“弹片割不走广州的建设进度,路该走还得走。”一句话定下基调——行踪可隐,工作不缓。
毛主席再次得报后,当日即批给公安部五十万元特支费,增援华南排查。罗瑞卿派出李广祥率工作组飞抵广州,协同地方成立“清剿专案队”,以战时机制办理案件。两个月内,搜捕五百余人,破获电台十一部,广东境内的保密局交通线基本被切断。毛人凤在台北拍桌大骂:“华南再也插不进一根针。”
安全形势转好后,叶剑英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恢复。除接收旧银行、稳定银元外,他特别关注华侨汇款渠道,指示外事处开辟“侨汇专柜”,鼓励海外资金回流。1950年6月,广东工矿企业复工率突破八成,用电负荷恢复至战前水平。省财政上报的数据显示,广州港口吞吐量较解放初期增长四倍,这给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带来了难得的税收与外汇。
同年六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,叶剑英作广东经验发言,坦言“问题不少,但路子对头”。毛主席听罢,笑着点头,“华南能这样快站住脚,说明办法找对了。”会后,中央决定让广东试行“公私兼顾、调整为主”的政策,叶剑英随即回粤部署,成效很快显现:秋粮收购完成得最早,工会会员增长速度全华南最快。
1954年,叶剑英调回北京担任新的职务,离穗前只留下两句话:“广州是我故乡,更是国家南大门;希望这里永远灯火通明。”身后,昔日枪林弹雨的街巷,已是市声鼎沸、商贾云集。毛主席当年的那封电报依旧存放在档案盒内,字迹发黄,却提醒后人:新政权的每一步巩固,都不是自然而然,而是刀尖上的稳健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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